聚创配资曹炳建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真的是正当防卫吗？

笔者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文件。从背景看聚创配资，视频大概是配合电视连续剧《正当防卫》的热播，举办的看片交流会。

张建伟教授在回答观众问题

会上，观众问了著名法律学者张建伟教授一个问题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算不算正当防卫？面对这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，张建伟先生沉着应对，先是引用毛泽东七律诗中的“僧是愚氓犹可训，妖为鬼蜮必成灾”的诗句，认为这是“从身份的定位而不是从行为的定位”来看待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。

张先生进一步分析：白骨精虽然口头说的是“且戏他一戏”，并没有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危害行为，但是当唐僧一旦上当，白骨精随时有可能趁唐僧等“一时疏忽，把唐僧抓了就走”。这个危险是迫在眉睫的，因而“孙悟空的行为，应该被我们目前的司法机关定为是正当防卫”。

至于视频下面网友的留言，亦是五花八门。有人认为这是“防卫过当”；也有人说是“见义勇为”或“扫黑除恶”。但有一条留言指出：“正当防卫是人与人的关系，妖不具备主体资格，基础逻辑不成立。”

笔者认为，这句话才是说到了问题的实质。

现代法律规定，正当防卫仅适用于针对“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”，且侵害者必须是具备法律主体资格（如自然人或法人）的实体。也就是说，防卫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。

若对象不具备主体资格，法律根本不承认其为“侵害人”，则“正当防卫”亦不适用。因此，法律概念不能被随意扩张到与其制度构建不符的领域。

《李卓吾批点〈西游记〉》，曹炳建校点，中国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（中国长安出版社）2024年12月版。

那么，白骨精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主体资格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从神和妖的概念说起了。

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，面对纷纭复杂的自然界，原始人从自身的意识和梦境出发，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，如日月星辰、山川土石、飞禽走兽等等，也都像人一样是有独立意识的，于是就把这些自然物加以拟人化，从而形成了人格化的自然物——这就是著名的“万物有灵论”。

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聚创配资，人们盟生出了最初的道德观念——善与恶，于是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，将这些拟人化的自然物分为了两大类：善的自然物便上升为神，神是保护人类的；恶的自然物便下降为妖，妖是危害人类的。

后世的人们大抵继承了人类早期的这种观念，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妖怪形象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妖怪大家族。先秦时期，就有《山海经》《白泽图》这样记载妖异的作品。

槐荫草堂刊本《山海经》

魏晋之后直到明清，相关的志怪小说更是汗牛充栋。如《搜神记》《夷坚志》《太平广记》等，都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。这其中虽然也出现一些善良的妖怪，但那是极其个别的现象。

但自明中叶以来，人们的妖怪观念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一些妖怪在被改造好并完成身份转换后，被人类社会所接纳，并帮助人类，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、猪八戒和沙僧。

清代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些女性妖怪，利用自己不受人类道德理念和法律制度规范的妖怪身份，和人类男子自由相爱，也表现出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特征。

然而，就总体来说，妖怪仍然是人类认知中的负面形象。人们观念中的妖怪大都以吃人害人为特征，被视为威胁公共安全、危害百姓的实体。也就是说，对绝大部分妖怪来说，人类并没有赋予它们与人同等的身份，即法律主体资格的社会地位。

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骨精，正是这样的妖怪。它一看到唐僧，就想要吃唐僧肉，以达成“长寿长生”的愿望，并由此生发出“三戏”和“三打”的经典故事。由此可见，张建伟先生认为“这个危险是迫在眉睫的”，是十分正确的。

曹炳建校注《西游记》

但是，说孙悟空是正当防卫，却值得商榷，因为白骨精同典籍中的妖怪一样，并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社会身份。

或许有人要问：用三打白骨精作为例证，只是古为今用，让当今人们对正当防卫这个法律概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，有什么不可呢？其实这其中问题很大。

假如我们认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正当防卫的话，那么，《西游记》第64回，写猪八戒把荆棘岭的松柏桧竹等妖怪“一齐皆筑倒”，“鲜血淋漓”，按当今法律来说，是不是就是滥杀无辜？孙悟空辨认出妖怪，并为八戒的行为辩护，是不是就是个同案犯？唐僧负有领导责任，沙僧见死不救，应该也脱不了干系。这样一个充满暴力与杀戮的取经队伍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？《西游记》又如何可以称之为名著呢？

《西游记》第57回，孙悟空打死了拦路抢劫的强盗，被唐僧第二次驱赶，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哭诉时，观音就批评孙悟空说：“草寇虽是不良，到底是个人身，不该打死，比那妖禽怪兽、鬼魅精魔不同。那个打死，是你的功绩；这人身打死，还是你的不仁。”这就是《西游记》的叙事价值观，即打死妖怪不仅不需要负法律责任，反而是有功的。

简单地用当代人的价值观、道德伦理和法律制度等，来例比古代文学作品，具有解构古代作品的文学意义、扰乱思想导向的潜在危害。

这种做法会严重扭曲我们对历史与文学的理解，令人陷入“道德优越感”的陷阱，并忽视被研究作品所处时代的社会逻辑与文化表达方式，把作品降格为某种阐释工具。这并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已经存在的事实。